艺术考级本身没有错，应该反映儿童的艺术修养也没有错，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环节上出现了很多纰漏，其中既有不科学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还有功利过多的地方。艺术考级在落实教育方针时，有功劳，有苦劳，也有失误。可是，小孩脏了要洗澡，洗完澡要把脏水泼掉，可不能把小孩也泼掉了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最初从音乐学科兴起实行了考级制度，最后扩展到艺术诸多门类，林林总总，开始仅有北京五家考级机构，后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截止到去年，全国大约有百余家考级机构。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实行艺术“考级制度”可以称得上一项“丰功伟绩”—短短十几年，我国艺术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目前我国拥有数百万计的艺术学习者，这在世界上可谓“超级大国”。

    近年来，“考级”成了众多琴童和家长们口头上的高频词，同时一些说法甚嚣尘上。诸如“某地考级出现考生可任选考查内容，考级结果为百分之百通过率，达不到所报级别规定水平者可降级授予通过证书”；“某地琴行承办考级，考官们一专多能，同时为键盘、管乐等多种乐器担任主考”；“连续十几名考生演奏作品调性不分、张冠李戴，原来他们出自同一当地名师之门……” 

    为此，本刊记者一行近日数次深入考级现场，走访了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数家在京考级机构的近十名行政官员、主考官，以及全国知名的音乐家和文化部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文字能够引起更多的人们静下心来思考发展中的问题，让我们的考级“热”保持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音乐考级大家说
                 
2004年2月北京市某音乐考级机构考级现场

　　“我的孩子这次参加琵琶六级考试，由于去年‘非典’耽误了，所以这次是跳级考试。虽然也知道跳级对专业学习并不好，可是没办法，孩子明年就上初一，就更没时间了，我们想在初中阶段就让她把九级‘赶’出来。” 陪同孩子考级的张先生说，“考级总体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家长不懂，孩子考出级来就觉得钱没有白花、时间没有白费。今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跳级要加收前一级的全部费用，再加上报名费，仅考级也要花掉一笔不小的费用，而在另外某某机构跳级考试却不加收任何费用。另外以前考级通过证书就只发一张纸，现在每次都要发证书，交上15元的证书费，其实真的没必要，现在家里的证书又放一摞了。”

    带孩子参加管乐考级的王先生说：“今年不知怎么回事，把考级的时间安排在开学第一天，又是星期一，这不，我们全家都请假出来了。孩子学习音乐只是想发展业余爱好，不想耽误文化课学习，但又报了名，不得不来，所以，希望将来考级主办方能和教委提前做好沟通，尽可能避免这种时间上的冲突。我的孩子平时很少有登台表演的机会，我们不懂专业，真希望将来在孩子考级的时候能够旁听，亲耳听到专家对他们水平的评价。”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考级的话题时，一位家住北京宣武区的李先生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身边朋友的孩子几乎都在学琴、考级，大家碰到一块儿就谈某某的孩子过了几级几级，自己的孩子没考级或考的级别太低，就觉得孩子比别人家的笨，连自己都仿佛矮了半头似的。”
正在上初三的李伊，这次要拿下钢琴的九级，她妈妈介绍说：“她每天回家先练琴50分钟，然后吃饭20分钟，写作业至深夜。现在孩子学习很好，之所以选择考级，就是想让孩子知道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考级就是对她意志力的磨炼。”

　　我们随后又采访几位辅导教师

　　刚走出高校校园的年轻钢琴教师吴月月似有苦衷地说：“为了满足部分家长‘速成’的心理，在学生基本功不扎实的情况下，教学中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学生一起‘磨’考级曲目，结果是考级通过了一定级别，但越往后学习越是寸步难行，更别说视奏、演奏能力的提高了。实际情况是这样，我不这样教，他就会马上另请高明，不跟你学了。”

    中国戏曲学院手风琴教师孟茜深有感触地说：“起初学琴考级是为了达到规范化为目的，但久而久之，考级教程竟变成了大多数教师的教学大纲。为了考级，教师、学生、家长围绕每年考级教程中仅有的几首作品转圈，除了考级教程中的这几首作品，其他作品几乎无人问津。这样教学双方均以考级为惟一目的，确实使学琴的孩子们越来越远离了学习音乐的乐趣。另外，音乐是抽象的艺术，它永远不可能像1＋1＝２一样绝对化，所以考级教材虽然经过专家们反复推敲，但它仍不能真正作为乐曲难易程度的惟一标准而被运用到教学中。事实上，有许多精致的小品完成好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与此同时，在众多学琴的学生们对音准、风箱、节奏、强弱等内容疲于奔命的同时，真正对音色的品味，风格的把握，细腻程度的琢磨，早已被人们抛之脑后，教学双方失去了音乐欣赏的时间。 ”

    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读研究生的小提琴教师武惠说：“在教学实践中，我常有这么两个问题困扰于心：一是考级标准上虽有各种明确规定，但由于音乐表演不能像笔试一样有统一的试卷与答案，考试必然带有主观性。同样或不同的考官，不同时间、地点，精神状态、身体状况都是可能变化的因素，另外还不排除一些与考官老师有“关系”的考生，他们与其他人的标准是否一致？我们对考官们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对考生一视同仁的要求恐怕太苛刻。二是考级的区域差异性。由于是全国性的非笔试考试，地域差异肯定存在。当然，考级委员会的老师们一直在努力消除这种差异，但仍不能排除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对于不同地区的考生来说，就不可能完全公平。”

    曾在中国从事多年钢琴、小提琴教学工作的日籍钢琴教师高桥雅江在比较了中国、英国艺术考级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的音乐考级较之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考级从机构到体制都尚未完善：各地钢琴考级有九级封顶的，也有十级封顶的，收费标准也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单位之间的恶性竞争。”“国内外考级的考官评委相差悬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考官，都是由专业教授组成，都有着严格的职业规范、规矩和评定规则。国内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有的考级单位不顾专业，只要稍懂点五线谱的人员就可以去当考官（记者心语：有待考证？），是二胡专业，却充当钢琴考级的评委，有的甚至拿着谱子当考官。”“如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为了让学生轻松参加考级，在考场里的每个考官始终都面带微笑，举止文雅亲和，以致有些考官一天下来，因为长时间的微笑脸部肌肉都无法复位。相比之下，在中国我所见到的考官大多缺少亲和力……有时遇上修养差的考官，根本不讲起码的礼仪，只求快、快、快……” 
  
    通过采访，记者深刻感受到了百万琴童、家长和教师们对我国音乐考级的极大关注，更多的是困惑和期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盛中国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很多家长把孩子的音乐考级看得太重，甚至因为一些家长的虚荣心和一些考级机构及老师的惟利是图，把孩子学音乐的天赋扭曲了。”可是，我们真的能责怪那些望子成龙、一腔热忱的琴童家长吗？又有谁能告诉他们究竟路在何方呢？

驻京音乐考级机构掠影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考级委员会

    由中央音乐学院各专业权威专家及聘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家组成考级学术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选任中青年专业教师中的业务骨干担任考级考官。1989年，最早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举办中国民乐分级考试，1993年，在北京首次举办钢琴等西洋乐器考级，同时出版教材。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在国内山东、河北等18个省市设立30多个考级点进行21种中西乐器考级，在台湾台北同时开展西洋乐器考级，另外在马来西亚等四个国家举办中国民乐考级。1996年在清华大学设立考级点，同时清华大学确认获得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考级九级证书的学生可以在其招收艺术特长生的考试中免考初试。1998年增设音乐基础知识测试，出版《音乐基础知识测试》教材，并规定报考二级之后四级之前（含二级之后四级之前）以上具体专业考级需通过第一级音乐基础知识测试。2003年由香港考试局承办，在香港地区设立考级，考级四级以上的专业成绩可作为艺术特长生在香港中高考中获得相应的分数照顾政策。目前，参加中央音乐学院考级人数在北京约3万人，外地约4万人。

中国音乐学院校外音乐水平考级委员会

    依托于我国重点音乐学府—中国音乐学院，由金铁霖院长任主任，副院长和各系主任担任副主任。1997年，在北京市首次举办中西乐考级。目前在全国有50多个考区，100多个考级点，对四十四个乐种进行考级。平均每年有七八万人参加其学院校外考级。
针对考级的有关问题，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秘书长逄焕磊（以下简称逄）、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秘书长郭祥义（以下简称郭）

记者：考级考官的任命标准与执行办法是什么？

逄：全国各个考级点的考级考官都是由我院考级委员会直接派出的。评委由我校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各专业教师担任，也有一些由社会上享有较高声望和学术水平的专家担任。如手风琴专业我们就聘请了杨国立副教授担任。

郭：在北京设立的考级点由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派出的评委担任考官，其他地区，我们采取了主考官和副考官结合的方式。主考官由我们考级委员会派出，副考官由当地持有文化部颁发音乐考级考官证的人员担任。我们考级委员会聘任的考官大多是我院专业教学骨干，也有其他音乐学院和社会上有威望的音乐专家。

记者：音乐考级评判标准的制定原则和具体办法是什么？
逄：考级内容均由中央音乐学院颁布教材作为惟一标准。我们的考级委员会强调“示范性”，本着权威、客观、公正的方针制定了不通过、勉强通过、通过、优秀通过四个等级和相对比较严格的成绩评定标准。

郭：考级内容以中国音乐学院校外考级颁布教材为主，考虑到实际国情，我们也认可其他各家机构的考级教材。我们的考级委员会本着普及音乐教育、鼓励学生发展的工作方针，制定了不通过、通过、优秀通过三个等级的评定办法。艺术评判标准更突出“普及性”，比如我们考虑到参加铜管乐考级的大多是各中小学的铜管乐队的学生，他们一边要学习文化课还要练习乐队合奏曲目，这样就只剩下不多的时间来准备考级作品的实情，我们就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略放宽了考级的通过标准。

透过以上两家考级机构，我们不难看出：

第一，各家机构并存、机制较完整且相对独立。
优点：为全国琴童和家长们提供了一个大型“考级”市场，每个人都可按己所需、所好自作取舍。从这方面说，多家考级满足了不同层次人们对教育消费的不同需要。
缺点：品牌众多、名牌甚少。这有点像时下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产品，物虽丰富，但能占据国际市场的产品却凤毛麟角，可谓是多而不精。2006年，我国加入WTO的协议全面生效后，我国文化产业也将面临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现存考级机构是与时俱进顺应将来的发展需要，还是重蹈上世纪90年代传统国企的覆辙呢？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二，各家都有解不开的“疙瘩”。剖开表层看各家考级主办方的内含动机，可分为以下几点：
1 提高国民艺术素质，通过艺术考级推动社会艺术教育的发展，其中渗透教育部提倡素质教育、美育教育的精神。
2 经济效益——抵挡不住的诱惑。各家艺术考级机构形式上的生源之争，实质上是“财源”之争。以每个学生平均收费100元计算，7万学生仅考级费收入就高达700万，再加上教材费等收费名目，可谓是收入可观。据中国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秘书长郭祥义教授介绍，他们考级办每年向学院上缴资金达400多万。
3 追求社会声誉、扩大考级挂靠实体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把发挥专业音乐教育优势作为他们指导、规范、促进社会音乐教育水平的考级宗旨之一。同时，考级活动的开展也为办学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生源和后备人才。以上考级机构主办方的基本动机聚焦于两点—普及美育，经济收益，这也是考级机构“繁荣发展”的主要内因。本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无可厚非的事，只是这一边是海水那一边是火焰。比如，童声考级，本是经专家论证不太符合生理科学规律（青少年经过变声期后，嗓音条件才会发育成熟、才能确定声音的发展潜力），可是考级蕴含了巨大的商机，所以关于取缔和保留的问题，专家和考级机构一时争个喋喋不休。再举一例，2002年5月，文化部下发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之后，截至2003年10月我国各地获得考级考官证的人员达到5629名。一些地方考官，同时作为艺术辅导教师各据一方，在地方上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所教的学生甚至数以百计，这时他们就可能和地方考级的承办机构“和平谈判”，条件便是让他们参与他的学生的考级。很明显，原则上老师和自己的学生在考场上应回避，否则考级谈何公正、公平可言，可是，只要不同意他们的谈判条件，他们可能就会另投他门，这上百个的学生对于一个地方考级点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碰到这种情况，考级主办者往往就会左右为难了。

第三，各家机构设立考级理念有理有据， 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上个世纪末，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提倡素质教育的春风，经过专家们的多方论证，通过艺术教育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教育方略达成了人们的共识。然而几年过去了，参加艺术考级的首批琴童中竟然出现了“弹琴不识谱”“通过器乐九级考级，却不能流畅为简单的歌曲即兴伴奏”“习琴数年，却仍不能登台演奏的琴童”等怪现象。美国作曲家霍夫曼（Joel Hoffman） 教授来到中国讲学，惊诧地说：“短短数年，中国竟冒出了如此多的技巧高超却仿佛从未听过、不懂音乐的演奏者。”由此，我们不得不扣问：中国琴童“变形发展”谁之过？
专家：欲说还休……

方（著名音乐教育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
    “美育”在20世纪90年代末，明确列入到了我国“德、智、体、美”的教育方针中。但是，“美育”要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得到体现一直是个难题，仅仅依靠中小学的教学力量明显不足。尤其是目前，高考成绩中既没有“美育”明确的分值体现，也没有纳入到高考的体系中，自然中小学的重视程度就不够，另外，“美育”从师资力量到课时安排均有不足。

    面对学校教育中“美育”推行不深入的状况，社会艺术考级能为儿童提供一个学习并承认学习成绩的机会，于是“考级”的发展非常迅速。由此出现“艺术考级热”就不足为奇。

    “艺术考级”对儿童而言，没有业余和专业的区分，艺术学习是为了提高审美趣味、扩展审美的广度。人们用音乐这种语言来表达情感，只是有些人表达的更深刻、更有技巧，有些人天生五音不全，但是内心想表达情感是相同的。经验证明，通过考级确实可以让儿童一步一步沿着系统的学习方法来接触艺术，只要方法得当，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4年2月香港考试局与中央音乐学院合作，将中央音乐学院考级成绩计入学生考试分数，考级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的一部分。在香港近百年来，“艺术考级”就是存在的，大家视之常物，琴童习惯了在此系统下学习艺术。

    在此之前，许多城市也出现过考级与升学挂钩的情况，但都如同昙花一现。对此，2000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艺术考级成绩不得与升学加分挂钩。个中缘由，不能以简单的“艺术考级”不能表明学生的艺术素养来解释，而只能认为目前“艺术考级”的制定与考试标准还不完善、欠公正，以客观的考试成绩来评价孩子还为时过早。

    有一段时间，政府的声音是要取消艺术考级，因为“考级”的问题之多，已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考级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艺术教育，落实美育在教育方针中的全面发展，“艺术考级”的确弥补了传统公办教育中艺术教育的不足，推动了美育在中小学中的普及，是顺应我国教育方针的。

    艺术考级本身没有错，应该反映儿童的艺术修养也没有错，但在执行过程中部分环节上出现了很多纰漏，其中既有不科学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还有功利过多的地方。艺术考级在落实教育方针时，有功劳，有苦劳，也有失误，可是，小孩脏了要洗澡，洗完澡要把脏水泼掉，可不能把小孩也泼掉了呀。

杨国立（手风琴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手风琴考级委员会副主任）： 

    校外音乐考级是目前适合我国普及音乐教育的一种形式，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要站在教琴育人和推动手风琴事业发展的角度来开展工作。比如，手风琴考级教材曲目选择和内容设置上要明确体现普及音乐教育的理念，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各种风格和特点的乐曲；曲目选择上要本着轻松学习、减轻学生负担的主旨，降低各级别乐曲演奏的难度。我们设立考级是希望学生能够在业余、课余的时间愉快学习音乐，潜移默化地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如果学生因为考级，学习音乐变成了负担，那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另外，手风琴这件小型和声乐器具有携带方便的长处，不受场地条件限制的优点，可以为歌曲伴奏、也可以重奏等各种形式表演，所以，如果我们的考级仅仅让学生学会了几首作品，而没能提高他们的更多更全面的演奏能力，把音乐融进并丰富他们的实际生活，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欢乐，那考级就谈不上真正的成功。除此之外，对待考级艺术评判标准，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考级级别高低按曲目程度划分，可是作品完成情况却迥然，即使通过的学生演奏水平也相差甚远，低一级的优秀通过的实际水平要远远高出高一级别的低水平通过，所以音乐考级要更注重内在质量。

    校外音乐水平考级在我国短短十几年间蓬勃发展，规模之大是始料未及的，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体现，更是在国民素质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教育需求。然而，事物发展总是呈螺旋式上升的，目前我国考级工作还需要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加以正确引导，比如，增加行之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引进工作中的竞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考级评判标准。

李西安（著名作曲家、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音乐考级现象。总的来说，考级是件好事，它使我国社会音乐教育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普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执行者却越来越偏离了制定政策的良好初衷，也同时发现了一些政策的“先天不足”。比如，近年来，考进音乐学院的学生大多是考完器乐十级（也有九级制）走出来的，虽然他们有着很不错的演奏技术，能够弹奏大型奏鸣曲，可是给他们上课竟发现全面音乐素养却很差，特别是视唱、试奏能力，音乐理解力和表现力，究其原因，他们平时只顾练琴、考级，很少注重作品曲式、和声的学习，甚至很少听音乐，他们演奏的曲子很多都是自己从未听过的。因为不理解，只是按照教师的要求“照猫画虎”，所以听起来自然是“言不由衷”。可以这么说，我们传统考级培养出的“人才”都是先天“缺钙”（音乐素养）的，如果当他们考入音乐院校后不很快补上这一课，将极大限制他们在艺术上的发展，甚至会大大缩短他们的艺术生命。

    我到香港访问时，考察过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考级：他们的技能考核中钢琴、小提琴和我们难易程度相仿，其他门类比我们要略简单些；除此以外，他们还要考察学生视唱练耳、和声、复调技术和作品曲式分析等。据移居香港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生陈兆熙说：“我刚来时，不能胜任这儿的钢琴老师，因为它不仅要求你教授学生演奏技巧，还要有曲式、和声等多方面的课程。后来，我认真努力补上这些课后，才逐步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因此我要大声呼吁，为了我国艺术发展的明天，不要过窄地限制考级的内容，要让孩子学会“聆听”音乐，要让他们在鉴赏和表演中享受艺术，从而全面提高我国人民的音乐素养和审美水平。

也说说美术

    著名美术评论家陈默在谈到美术考级时，忧心忡忡地叹息着：“美术考级”的价值不说也罢！

    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流动的、多变的、无定形的、反对复制的、反对僵化的，愉悦性情的。物化形态的多样化决定了有诸如戏剧、电影、绘画（又分水墨、水彩、油画、版画等等）、雕塑、书法、音乐等多种语言形式。语言形式的万端变化，绝不影响其艺术本质的稳定性。由此，我们不难对艺术类的所谓“考级”的价值做出判断。比如水墨画（也被习惯称作“国画”）考级，是“考”复制能力还是创作能力？若是“考”复制，显然违背了艺术的原则，也是无效的和无意义的。若是“考”创作能力，怎么考？考什么？谁来把关？把“关”的依据是什么？显然，在“考”的前提已根本错误的情形下，何来公正的“考级”？拿到证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喜悦是建立在由谎言和荒诞堆积的流沙上的，何乐之有？再比如书法“考级”，其形式不离“复制”，什么颜真卿、柳公权、魏碑、赵体之类，本就是本土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你复制的再精再好，有何现实意义？现在的电脑数码技术若参加“考级”，断然会令众“考家”们无颜色！我实在想不通那一首首被“复制”的名曲、被“复制”的范宽、马远、齐白石、张大千和被“复制”的挺到位但充其量只不过是“字”的书法，那些不惜对抗艺术原则、不惜为中饱私囊为一己利益而信口雌黄坑蒙拐骗的伪评委伪学者们，你们的良心何在？作为中国“特色”，不怕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笑柄，为本土五千年的文明蒙羞吗？

    中国美术学院的美术考级“高处不胜寒”，在众目睽睽下，自然要起到“执牛耳者”的作用。众说纷纭的美术考级中“哪些专业允许考级”“怎样设定级别标准”一直都是倍受社会关注的问题，显然，这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中国美术学院近年来以非常谨慎的态度，组织美术考级工作，在全国十几个省市筛选合作机构的过程中，注重他们自身的师资力量，培训水准。因为艺术考级不是单纯的一门课程的考核，而是要推动艺术的普及，让更多的儿童接受系统的训练，接触更多的艺术知识。

    美术考级，在社会上、专家中多有不同声音，从文化部24号令中“儿童画”这一专业的被取消足以见得。“儿童画”中有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表现方式，此类画种概念难以界定，标准难以确定，审美尺度也难把握，以级别来衡量确实说不出道理。此举也是考级管理逐步细化的体现。

    修整两年之后，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考级办公室，将推出新的美术考级指导材料和新的考级标准，届时或许能为欠规范的美术考级市场做出一份标准试卷。

并非结论性的记者思考

艺术是什么？

    苏珊·朗格关于“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态”的说法，被艺术界普遍认同。从这种含义上看，艺术考级测评的内容准确地讲不应只针对技巧、技法的评测与鉴定，而应是对艺术表现中反映人的精神的深广度的测定。也可以说，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性，本身是不可测的，统一标准只能复制平庸、抹杀个性。
为何不动听？

    艺术是感性的，只有在心灵的激荡中才能澎湃出艺术美丽的浪花。对于这一点，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副主任郭祥义教授深有感触地说：“不仅考级的孩子演唱中缺少情感，即使许多在校专业学习的学生，他们能够演唱高难度的歌剧中的咏叹调，声音结实、明亮、通畅、圆润，却不感人，总感觉缺少了点什么，让听者犹如饮了一杯白开水。”他们的演唱缺少了什么？缺少乐感？心中的激情？艺术的感受？……如若果真如此，那又是谁把这些质地优良的“璞玉”塑造成了这样？让我们的镜头聚焦在考级的现场—有几个琴童表情舒展、尽情投入、沉浸于艺术的表演、感情的体验中呢？长此以往，我们把艺术考级命名为演奏技能水平测试是不是更合适？

什么是艺术教育？

    20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乔治·卢卡齐说：“艺术教育的核心之点是人，是在同世界和环境打交道时塑造着自我的人。”回过头来看我国参加考级的琴童们，有多少在艺术学习中锻炼了他们优秀的思维品质、个性品质、人格品质、艺术实践能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教育是重要，我们无需怀疑，孔子早就提出“人完之于礼，成之于乐”的理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思想，美国甚至在1994年的联邦法律中明文规定“艺术作为全国所有学校的核心学科。” 可是参加考级的琴童接受这轻视感性体验、观念创新、感情投入、个性化的观点、独立学习能力锻炼和艺术实践的所谓艺术教育，效益几许、作用几何，我们不得而知！我国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也一再陈述：“学习钢琴只是一种手段，学到音乐知识，理解音乐、热爱音乐、表现音乐才是根本！”

什么是素质教育？
    1996年世界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把具有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崇高的道德品质和对人的责任感；在急剧变化的竞争中，有较强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有广泛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丰富多彩的健康个性；由于他人协调合作进行国际交往的能力等七项内容规列为二十一世纪人才素质的标准。现在让我们扪心而问，在当前艺术考级的热潮中，有多少琴童真正得到了个性的培养、创新精神的锻炼、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实践能力的锻炼？

    那我们举办考级的目的—普及艺术教育、促进素质教育又从何谈起？早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习其曲”“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人”的音乐学习的著名论断。当前我国艺术考级对艺术教育的推动又已到达了哪个层面？

艺术考级真的一无是处吗？

    回答肯定是否定的。
    毋庸质疑，艺术考级肯定有它的合理之处，正如方教授所言：“考级是件大大的好事。在我国，不考试就不会受大家的重视，不重视就永远不可能普及，不普及就谈不上提高。考级为我国带来了几百万计的艺术学习者的庞大基数，艺术将深刻地影响下一代人的生活和我国专业艺术发展的水平。”据统计，在世界76名知名音乐演奏家中从事器乐学习的平均年龄为⒏9岁，最著名的20名接受演奏训练的年龄仅为⒎4岁。由此可见，艺术考级推动了我国琴童学习年龄的大大提前，把握住了人接受音乐训练的关键期（4～12岁），大大提高了我国艺术人才的成材机率（专业学习者， 大多经过考级，进入艺术院校再接受系统专业教育）。可是，对于99%以上的将来不会也不可能从事专业学习的人，也被动接受严格、规范、枯燥的专业技能训练是不是有点“残酷”，是不是缺少了点人本主义精神？ 

几点建议

1 由文化部门颁布可行实效的考级管理章程，统一制定教学大纲、统一考级教材、规范考级标准，用“法”来解决、梳理现行的考级问题，避免更多的主观随意性和重复建设中的资源浪费，做到资源互补、形成合力，共同在国际艺术教育领域里打造出中国的民族文化品牌。

2 转化和改造现存考级机构的职能，由各自为政的“全面抓”“样样松”的格局转化为权威、精干、规范的考级执行部门。

3 由文化部、物价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充分调查和论证后制定统一的收费标准，使各级考级机构和执行单位从经济竞争中的“沼泽地”拔出“脚”来，避免收费中出现的“暗箱”“黑洞”，坚持人民利益最大化、民族利益最大化原则，让普通民众的教育投资“心明眼亮”，让考级部门的考官和工作人员“劳有应得”“取之有道”。

4 从“大一统”的面向全体的艺术考级格局中走出来，细化考级内容，根据不同的考级对象实施“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等不同的教育理念，制定不同的考级标准方案，实施双轨或多轨考级制度，使国民的艺术素养在逐步普及提高的基础上，注重选拔和加强专业艺术人才的培养。

5 以艺术考级作种子，让艺术活动遍地开花。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有过成功的尝试，秘书长逄焕磊介绍说：“最初我们到青海去考级，报名人数200多人，且有大批学生通不过，于是我们每年都会在考级前半年，派考级委员会经验丰富的专家、教授上公开课，辅导当地琴童，解答老师们的疑问，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些地区把这些辅助性的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使当地的音乐气候形成了良性循环，所以当地孩子并没因考级没通过，而放弃音乐学习，而是相反，他们把考级作为验证学习效果、改进学习方法的重要手段，今年仅西宁一个考级点报名考生就达到4000余人，其平均音乐水平也赶上甚至超过某些发达地区，我们多年的投入也逐步收回并获得了经济和教育上双重收益。” 

6 评测项目实行“演奏技巧”“音乐表现”双行线。技巧评估从规范的方面强调“正”（演奏方法）“准”（演奏识谱）“松”（演奏娴熟、松弛）等要求，音乐测评从鼓励的角度重“理”（诠释合理）“情”（富有表情）“形”（表演形象）等方面，让考级鉴定真正成为学生艺术学习的指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