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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比赛绝不只是比技术”
作为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节中节”项目,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青年钢琴比赛昨晚在上海音乐厅正式闭幕。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111名选手经过初赛、复赛、半决赛,最终来自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金文彬、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刘逸琳和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亨利·克莱默进入最后的总决赛。不过,昨晚第一名空缺,亨利·克莱默与金文彬并列第二名,刘逸琳获第三。此外,金文彬获中国作品优秀奖和优秀中国选手奖两项单项奖,亨利·克莱默获艺术歌曲伴奏奖。而今年一等奖三万美金、二等奖两万美金、三等奖一万美金的奖金额度也创下历年之最。

  对于第一名空缺,本届大赛评委会主席加里·格拉夫曼表示:“这是评委集体决定的结果,他们都很优秀,但与乐团的合作有欠缺。初赛的时候就有质量保证,2/3的选手水平不亚于国际一线钢琴比赛。第一名空缺的现象也比较多见。”

  昨晚,金文彬演奏的《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散发着春天般蓬勃的生命力,乐曲轻盈欢愉充满幻想空间,独奏钢琴和乐队彼此展开机智而激烈的对答,来往反复间行云流水的诗意铺展开来;回旋曲的终曲乐章,充满着发自心灵深处的喜悦,也感染了在场的观众。克莱默的决赛曲目是李斯特《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开场霸气十足,值得一提的是,该选手演奏时表情极为丰富,颇有“郎朗范儿”。终曲辉煌的急板华丽豪放,余音绕梁,台下反响十分热烈。另外,刘逸琳的巴托克《第三钢琴协奏曲》带着浓郁的匈牙利风情,清巧诙谐的意味点和优雅的琶音相交缠,丰满的色彩中时不时闪现出十七岁少女的小小心机,可爱动人。

  上海国际钢琴比赛从今年起改为三年一届,评委会的阵容也空前强大。而科蒂斯音乐学院前任院长、左手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这位引领着郎朗、王羽佳、张昊辰、吴迪等多位中国钢琴家走上世界舞台的钢琴教育大师出任本届大赛评委主席则更增强了比赛的说服力。比赛开始前,早报记者专访了这位钢琴界的传奇人物。现年已84岁的格拉夫曼每天都要练琴,下月要在台湾开“左手钢琴”的音乐会,还会去贵阳、西安等地办大师班。 

 

谈比赛:最优秀的诠释会得到公认

  东方早报:这是你第一次担任上海国际钢琴比赛的主席,先谈谈对这个比赛的印象吧。 

  格拉夫曼:我认为比赛的评审团组成很重要。这些评委中有许多曾与我一起共事,在美国教学或在其他的比赛中做评委,有些人甚至比我还有经验。

  东方早报:此次比赛专门增设了艺术歌曲伴奏和委约作品演奏,这样的形式在国际钢琴比赛上常见吗? 

  格拉夫曼:委约作品演奏的做法许多比赛都有,而且越来越流行。一来它可以促进创作,二来,让所有选手共同在短时间内弹奏同一首新曲目也能够非常公平地评判每个人对作品的理解能力。 

  至于艺术歌曲伴奏这个主意我太喜欢了,就我所知的比赛中好像还从没有见过这种形式。比较常见的是在比赛中加入和其他乐器比如室内乐四重奏的合作,但和声乐家的合作真没有,而且这在音乐学院的钢琴系训练中也很少,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 

  东方早报:比赛是选拔音乐家最好的途径吗?有些人认为比赛只能选出技术比较全面的人,而艺术是因人而异、无法评判的。 

  格拉夫曼:不是这样的。比赛绝不只是选拔技术好的人。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评委,技术水平是显而易见的,稍稍听一下就能分辨孰高孰低,包括你弹一个曲子的速度有多快,或者完全不出错,这都是粗浅的阶段。当然每个人对作品的表达不同,评委喜好也不同,但真正优秀的诠释是能够得到一致公认的。比方说我喜欢的钢琴家,霍洛维兹或者鲁宾斯坦,他们都来弹贝多芬的奏鸣曲,不同的评委来评也会有不同的偏好,但所有人都会公认他们是伟大的钢琴家。其实通常的比赛都是这样的,最高水平的不会有争议,有争议的往往是那些“差一口气”的,需要看他有没有特别的天分或出彩的地方。 

 

谈教育:中国琴童基数大

  东方早报:你似乎和中国学生特别有缘。现在有许多中国学生希望拜在你门下,挑选学生有标准吗? 

  格拉夫曼:“中国人”肯定不是一个标准,漂亮女孩算一个吗?(笑)我挑选的学生要有才华和潜力,而且我喜欢年轻的孩子,悟性要高。虽然同一首曲子学得快的人并不见得就比学得慢的人优秀,但是学得快的人就有时间去拓宽视野做别的事,了解其他的东西,也许他的音乐会因此而更丰富。 

  东方早报:据说现在柯蒂斯、朱莉亚等音乐学院都成了亚洲学生的天下了?

  格拉夫曼:的确是,柯蒂斯本身人少,还不明显;朱莉亚的亚洲学生那可“壮观”了,放眼望去,都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我们那有个笑话,说朱莉亚地下有一条直通亚洲各国的地道,因为在音乐学院附近的地铁站几乎满眼看到的都是来自亚洲背着各式各样乐器的学生。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亚洲学生在音乐上更优秀。因为这里毕竟有非常大学琴的孩子的基数,我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现在有1500万琴童学习钢琴,在此基数上产生一批优秀的学生是必然的。我上柯蒂斯的时候整个学校里几乎都是犹太人,当然也有人说犹太人在音乐方面有过人的天赋,但我觉得今天亚洲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相信音乐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东方早报:你作为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校长任教多年,也接触了很多中国学生,有种说法是中国学生的技术非常好,但相对缺乏想像力,是这样吗? 

  格拉夫曼:确实常常有这种说法,但我不赞同。只有中国学生技术好,西方的学生难道都是傻子吗?技术是最基本的,只要肯勤奋练习,你练个七八年,技术上都能达到。至于缺乏想像力,过去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像上世纪,整个中国都是闭塞落后的。我1981年第一次来中国,这里什么都没有,浦东是一片荒地,这里的孩子大人所见所闻都很少,自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也会差一些。但中国这三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是惊人的。现在中国家庭里的孩子都是“小公主小王子”,他们只要表现出他们的天分或兴趣,无论是钢琴或者是网球,家长都会坚决“开发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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